文化的发展，一直是由文人主推和引导的，虽然也受环境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但终究还是要由文人进行传播和发展。所以文人的交游活动和文学创作活动，对于文化的发展而言就异常重要，这些内容及其带来的积极影响，就构成了文化的发展全貌。

不过文化的发展，并不是一直朝着积极正向的方向进行的，也有些时期的文化是停滞甚至倒退的。而有些时期的文化发展，是不确定的、很难完全界定其好坏与否的，因为其中既有积极方向，也有负面的内容。

皇权统治力低，经济基础优越，思想宽松但学术氛围好提供极好条件

东汉末年，也可以说是三国三足鼎立的局面形成之前的那段时间，文人的各种活动是非常频繁的。当时的文化发展，也因为这种频繁的文人活动得到了积极方向的推动。

文人交游活动和文学创作，能够在东汉末年得到非常充分地发展，是基于当时的现实情况发生的。东汉末年虽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对民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但这些问题却在文化发展方面，无意间提供了不少的助力。

每逢这种朝代末期，皇权的统治力一定是降低的，否则也不可能给其他势力留出机会篡夺政权。东汉末年的皇权，几乎完全旁落在外戚和宦官手中，皇帝本人成了一个空壳子。

东汉末年的多位皇帝，都是幼年登高位，才学和胆识还不足以让他们拥有完全的统治力。此时的外戚和宦官，就以主上年幼为由，开始分散皇权，把控朝政，甚至能够限制皇帝本人的言行。

外戚和宦官虽然都是篡夺皇权的势力，但他们彼此之间并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所以他们之间也经常进行一些权力争夺。皇帝在成长的过程中，可能会偏向于某一方，借助这一方的势力将朝政抓在手中。

可这样的掌权过程，注定了皇帝会高度依赖这一方势力，导致皇权倾向于这一方势力。所以实际上，皇权仍然还是旁落于他人的结果。因为不同皇帝的倾向不同，所以不同时期，占上风的势力也不尽相同。

上层统治阶级的这种危机，使得他们很多时候分不出心思来管控文人的行为，这给了文人交游的大好机会。其实此前，统治者会因为担心文人勾结的问题，对文人交游活动有所限制，但如今宫廷内斗，文人不再被严密控制，自然可以大方交游。

虽然东汉末年的政治非常混乱，但此时的社会经济发展非常好，这也是后来三国时期，魏蜀吴之间能够互相征战如此之久的重要原因。如果不是东汉末年留下的经济基础够好，当时的三国混战根本不可能打下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构筑之一，文化也受经济基础影响很深。

统治阶级的内斗，使得上层对很多方面的掌控都不再如以前一般力度大，当时被汉朝统治者大力推崇的儒学，影响力也大不如前。儒学的衰败，给了其他学派发展的大好机会，促进了文人的交游活动和文化的繁荣。

虽然儒学的影响力大不如前，但东汉时期的学术氛围一直都很好，学者们也有潜心研究的志向，不是专为仕途而进行学问研究。即便东汉末年的政治腐败，也没有太过波及到学术氛围的研究。

文人出于尚趣或慕利的目的，直接或间接进行政治或学术内容的交流

文人之间的交游活动，和当时的普通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中国古代是一个宗族社会，同时因为交通不发达等原因，人们的日常生活活动范围是很小的。

大多数人终其一生，接触的也就是居住地周围的一些人事物，甚至很少有机会走出当地城门的。这样的背景下，文人间的交游活动已经是非常超出正常范围的活动了。

能够驱使这些文人进行在那个时代背景下非常难得的交游活动的原因，必定不会是简单地想要交朋友而已。东汉末年的文人，进行交游活动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尚趣；二，是为了慕利。

以尚趣为目的的文人，相对比较纯粹，交游只是为了寻找一个志趣相投、价值观大致相同的朋友而已。对于成长环境非常单一的古人而言，得到一个这样的朋友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当时交通不便，一封信可能要寄上一个月，交游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以慕利为目的的文人，就复杂多了，他们只是想要通过交游，为自己争取一定的利益而已。古代能够供子女读书的家庭，都是家境不差的，其中不少王公贵族都选择在文人的圈子里交友，所以整个文人圈子还是有很大利益可图的。

慕利的文人，当然比尚趣的文人更多一些，毕竟当时社会大环境比较黑暗，文人们想要通过这种捷径进入官场是很有可能的。不过不管文人们抱着怎样的目的，他们在交游过程中，都不可能只单纯地讨论某一话题。

文人们讨论的话题内容，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内容，二是学术内容。政治内容，自然是和政治高度相关的，主要都是一些朝堂上的话题；学术内容，自然就是单纯的学术探讨。

其实像文人这样的群体，是很难完全脱离政治的。毕竟文人中有很多都是官员预备役选手，他们本身就和政治高度相关。即使是不准备走仕途的文人，也因为常年接受的文化教育，有一定的家国情怀，所以文人的关注点，必然包含政治方面。

即使是一些想要走纯学术路线的文人，也免不了因为自己的家国情怀和自己的友人谈论起一些政治话题。所以文人交游过程中的交流内容，是分割并不明确的。

因为交通不便，所以文人间在交游时，不都是直接接触的，有些是直接交流，有些则只能通过间接方式交流。像写信这样的方式，其实都可以称之为是直接交流的，而间接交流，则是指通过共同的友人传递消息或获取对方作品等。

东汉末年的文学创作文风慷慨或真切，创作的主题较初期有很大改变

特殊的时代背景，让东汉末年的文学创作也非常特色分明。这一时期创作出的文学作品，主要有两种文风：一种是慷慨激昂，陈词激烈的；另一种是情真意切，但相对比较平和的。

类似于末世的背景，让文人们中有许多人感受到了危机，深感国家危在旦夕，因此凭空生出了一腔爱国热情。这样的人，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也必然会将自己的情绪带入，使其文学作品中饱含愤慨之情。

还有一部分文人，并没有悲观地认为一个朝代的结束就是彻底的结束。这部分人对东汉末年的动荡局面并没有太大的负面情绪，只一心专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

这种只关注学术研究的文人，往往没有那么多的弯绕心思，情感上也更加坦诚。因此这部分文人的文学作品中，必然是带着这种自然而然的坦诚的，他们的文风也并不如前者激烈，只是情感上更加真诚，读起来更容易受到触动。

不论是哪种文人，他们的创作主题都是比较丰富的，但从东汉末年文学创作的整体来看，创作主题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变化趋向的。

最明显的变化趋向就是，东汉末年的文学创作中，歌颂美好的主题越来越少。毕竟当时正值乱世，即使是文人，所见所闻也很少有比较美好的事，自身经历可能更加悲惨，这样的背景，注定了文人们不可能有多少心情去创作歌颂美好主题的作品。

当一个时代中存在的美好已经无法支撑人们继续相信美好时，这个时代就很难出现歌颂美好的声音。东汉末年的现实困境，直接限制了歌颂美好主题的文学创作内容发展。

因为文人间大量的交游活动增加，由此带来的思想碰撞更激发了大家文学创作的热情和内容的发展。在文人间进行交游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批判思想和对社会现状的反思，不少文人针对这些思想碰撞的火花，进行了一系列的创作。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趋向，就是友情主题的大量增加。因为世道艰难，友情显得愈加可贵，很多文人与友人又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天各一方，很难相见。

友人之间距离很远，但友情非常深厚，所以不少文人都会以友情为题进行创作，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对友人的思念之情。还有些文人，认为自己没有找到自己的一生挚友，所以也会以寻不得佳人为友为主题，进行文学创作。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人活动，都是受到当时的时代条件限制的，所以抛离开时代背景研究文人活动和文学创作，是不可能的。